十天后，魏莱可以勉强下床。军医拆开绷带，伤口愈合得不错，但左臂仍然无力，手指只能做最简单的抓握，精细动作完全丧失。
“神经损伤，没办法。”军医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八路，叹着气，“魏团长，您以后…左臂就当个摆设吧。好在右手没事。”
魏莱点点头。相比那些永远留在战场的战友，他已经幸运太多。
离开野战医院那天是月7日，立冬。魏莱换上了便装——一套半旧的蓝色棉袄棉裤，打着补丁，但干净。小柱子坚持要送他去四水镇，魏莱没拒绝。这个十八岁就跟着他的警卫员，老家就在吉林，熟悉路。
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马车，车夫是当地支前的老乡，姓马，话不多。车上除了魏莱和小柱子，还有两个同样被安置到地方工作的伤员，一个少了条腿，一个瞎了只眼。
马车在冻得发硬的黑土路上颠簸。目之所及，是无边无际的荒野。收割后的苞米地露出枯黄的茬子，远处有烧焦的村庄骨架，乌鸦在铅灰色的天空盘旋，叫声嘶哑。
“团长…镇长。”小柱子改口还不习惯，“四水镇我听说过，穷，特别穷。去年闹饥荒，听说饿死好些人。”
魏莱没说话，看着窗外。年的记忆里，这片土地应该是连片的智能温室、无人驾驶收割机、整洁的新农村社区。而现在，只有荒凉。
马车走了两天，夜宿在一个废弃的炮楼里。炮楼是日军修的，砖石结构，射击孔灌进寒风。小柱子找来些干草铺地，又生了堆火。火光跳跃，映着墙上的弹孔和已经发黑的陈旧血渍。
独眼的老兵突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：“小鬼子在这儿守了三年。我们连攻了五次，死了二十多个弟兄，才拿下来。”
他指着墙角一个破损的钢盔，日军的，锈得不成样子。
魏莱走过去，捡起钢盔。内侧用刀刻着几行日文，他勉强能认出一部分：“昭和十九年…山田…想念家乡的樱花。”
侵略者也是人，也有乡愁。但这念头只闪过一瞬，就被更沉重的现实压下去：这片土地承受了太多苦难，而现在，该是疗伤和重建的时候了。
夜里，魏莱被冻醒。伤口隐隐作痛，他坐起身，借着微弱的火光，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半块压缩饼干。
油纸包装在年的火光下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。他轻轻摩挲着上面的字——“千卡”，这是年一个普通劳动者一顿午餐的热量。而在年的四水镇，千卡可能是一个人一天的口粮，甚至不够。
他拆开包装，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。味道没变，谷物的香气，微甜。但咽下去时，却觉得喉咙发堵。
如果…如果他能把年的知识，哪怕只是万分之一，带到这个时代…
“镇长，您吃啥呢？”小柱子迷迷糊糊地问。
魏莱迅速收起饼干：“没什么，老家带来的干粮。”
他重新躺下，却再无睡意。脑海中，两个时代的画面交叠：一边是数据流、实验室、无人农机；一边是荒野、冻土、饥饿的脸。
他必须做点什么。不是为了证明自己，甚至不是为了“改变历史”——他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历史洪流面前多么渺小。他只是…无法眼睁睁看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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